近代史上，章士钊是个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。

在官场上，章士钊做过北洋政府的司法和教育两个部门的老大，还当过国民政府的参政员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又成为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常委。

章士钊在学术界有很多头衔，他当过北京大学的教授，管过北大图书馆，也做过北京农业大学的校长，还当过上海法学院的院长以及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长等等。

但是，说到章士钊，最让人佩服的还是他和毛主席之间的交往。

1918年8月，为了安排湖南学生去法国的事，毛泽东来到了北京，并且住在了他尊敬的老师杨昌济家中。

章士钊和杨昌济是好朋友，他常到杨家做客，杨昌济于是就把毛泽东介绍给了章士钊。章士钊和毛泽东聊过之后，直夸他年轻又能干。

之后，杨昌济把毛泽东的一篇文章抄写了一遍拿给章士钊瞧，并且在旁边写道：“他避开尘世想回到远古时代，其实是想培养栋梁之才支撑起高远的天空。”

章士钊瞧了瞧，满意地点头说：“像润之这样满腔热血的小伙子，以后肯定能长成支撑国家的栋梁，成为国家的重要人才！”

杨昌济对毛泽东很满意，想把女儿杨开慧许配给他，但又有点拿不定主意，于是就跟章士钊说了这事。章士钊一听就急了：“润之这人，相貌堂堂，气质非凡，这样的女婿，打着灯笼也难找，你可千万别错过了！”

毛泽东在准备送湖南学生去法国留学时碰到了难题，说白了就是资金不够。没辙了，他和蔡和森只好跑到上海，带上了杨昌济老师的一封信，去找章士钊帮忙想想对策。

杨昌济在信里写道：“我得认真跟你说，这俩孩子是天底下难得的才子，以后前途不可限量。你要是想救国，那就得先看重他们俩。”

章士钊读完信，站起身来讲道：“为了国家，为了朋友，这事儿我责无旁贷！”

章士钊是当时社会上的知名人士，他的人际关系网络非常广泛。在很短的时间内，他在上海工商界发起了募捐活动，并且成功地筹集到了两万块银元，之后他将这些资金全部赠予了毛泽东。

这件事深深打动了毛主席，建国以后，他每年都会给章士钊送上两千元，这样一送就是十一年。

1945年8月，毛主席鼓起勇气，亲自跑到重庆去找蒋介石商量事情，章士钊这位民主人士也到机场来迎接他。乔冠华正要给他们做介绍呢，毛主席却笑着，两步并作一步走到章士钊跟前，用力握住了他的手，说：“行老（章士钊的字是行严），你好啊！”

章士钊紧紧抓着毛主席的手，说道：“润之啊，咱们都25年没碰面了！”

接着，章士钊去毛主席住的地方拜访，问道：“润之，你咋看起来比以前瘦了不少呢，是不是因为工作太辛苦了？”

毛主席风趣地讲：“照我们湖南的老话，我这人是‘命贱’，在湖南时吃得好喝得好，结果老生病。可被蒋委员长赶到山上当了‘山大王’后，病反而少了许多。”两人都大笑起来。

“双十协定”签完后，毛主席因为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就没马上回离开重庆。章士钊心里挺急，就躲开蒋介石安插的眼线，偷偷溜到毛主席住的地方，在手心写了个“溜”字，小声跟毛主席说：“三十六计，逃最妙。”

毛主席心里很感激章士钊的关心，但他还是笑着回应道：“我对蒋介石那点心思也清楚，就算谈判谈拢了，他到头来还是会反悔的。因此，我盼着行老您能跟老朋友一起，拦住反动派，别让他们挑起内战！”

后来，毛主席跟周恩来和王若飞也提起了这事儿，说道：“章行严先生，那可真是个铁哥们儿！”

1949年，淮海战役打完后，蒋介石没办法再当权了，于是李宗仁接替他做了代总统。他派了个“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”去北京，里面有好几位像章士钊这样的大人物，目的是商量和平谈判的事儿。

毛主席对那个代表团特别尊重，特别是对章士钊，他还单独见了他。毛主席讲：“我们盼望和平建国，有两种法子，一个是像天津那样打下来，另一个就是像北平那样，坐下来好好谈谈，和平解决。我们当然想用第二种法子，但这得看蒋介石心里是不是装着国家和人民。我们希望李宗仁能学学傅作义将军，别再打杀，改过自新。”

在章士钊动身之前，毛主席特地写了一封信，让章士钊转交给李宗仁。

章士钊在返程的飞机上，对劭力子深情地说道：“我这人也算走南闯北，见过不少大世面，大人物更是数不胜数，但要说我心里最钦佩的，还得是毛润之啊。”

没过多久，章士钊又一次去了北方，毛主席又一次会见了他，直截了当地讲：“我们打算继续和南京那边商量事情，但他们想对我们的八条底线讨价还价，这我们可不能答应。”

毛主席问章士钊：“李宗仁派你来，你猜他是啥意思？”章士钊摇了摇头。毛主席笑了笑说：“他是想拖住解放军，不让咱们渡江，就盼着长江水涨起来呢。不过咱们的态度很坚决，不管谈判咋样，解放军渡江是一定的！”

之后，周恩来挽留章士钊等人，希望他们能留下来为新中国出力，为老百姓服务。章士钊感叹道：“我以前反对过清朝，见过袁世凯，追随过段祺瑞，也跟过蒋介石，像我这样经历复杂的人，还能有资格为百姓做事吗？”

周恩来开心地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毛主席让我传个话，夸行严老做了大好事，是共产党的挚友，国家的重要宝贝！”章士钊听了特别感动，于是决定不走了。

章士钊有个养女叫章含之，她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当老师，还在1963年给毛主席当起了英文老师。

有一次，毛主席讲完课后，对章含之说：“行老有没有跟你提起，我还欠他一样东西没归还呢？”

章含之说没有这回事，毛主席颇有感触地说：“行老可能不记得了，但我不能忘，一看见你，我就想起这事儿，这债啊，早就该还了。”

毛主席对章含之说，让她告诉章士钊：“以前借的两万元，打算从今年春节起，用我的稿费分期还，每年春节还两千，十年内还清。”

章含之回家后，跟章士钊说了毛主席的话。章士钊听后有些不好意思，他说：“那笔钱其实是我帮忙筹集的，不是我自己掏腰包。我现在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。而且，那钱是用来培养国家人才的，不用毛主席还给我们。”

章含之把话带给毛主席后，毛主席笑了，他说：“我拿稿费给行老补贴点生活，他过得挺不容易的。想当年他帮了共产党大忙，这两万块钱哪够还他人情啊。我了解他，直接给钱他肯定不收，所以我就换了个还债的说法，这样他还能接受。”

就这样，从每年春节的大年初二开始，毛主席都会安排人给章家送去两千元钱，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1972年，直到两万块钱全部还清。

不过，毛主席还是坚持着，他对章含之说：“这钱是给行老的生活费，不能因为十年到了就不给了。你告诉行老，虽然本钱已经还清了，但从今年起得开始还利息了。这五十年的利息该还多少，我也不清楚，这样吧，只要行老还活着，这利息我们就一直还着。”

当时，章士钊已经是一位91岁高龄的老人，身体状况每况愈下。当他得知毛主席不仅归还了多年前自己资助的款项，还提出要付给自己利息时，他内心深受感动，热泪盈眶。

但是，章士钊只拿了一年的利息，就在1973年7月1日去世了，当时他92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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